内容提要 《红楼梦》问世半个多世纪，第一个西方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在他所编著的《中文对话与单句》中提及该著。此后，戴维斯、郭实腊等欧美人士相继论及或介绍了《红楼梦》。尽管这批晚清来华的西方人被誉为“汉学家”，但他们的汉语水平有限，又仅仅把《红楼梦》视为学习汉语的教材，其中的错讹与误读令人啼笑皆非，由此而使《红楼梦》的早期海外传播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。
关键词 《红楼梦》 马礼逊 郭实腊
《红楼梦》在国内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，但它何时开始被西方读者注意？宝玉、黛玉最初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中？在汉学研究渐盛的今天，这些问题被人们忘却或忽略显然是不应该的。“红学”研究地位显赫，“大观园”建筑南北呼应，“红楼人物”四处走红，“红楼食谱”花样百出。诸般热闹，愈发衬托出《红楼梦》早期海外传播研究的相对冷落和薄弱。
是谁第一次提到或论及《红楼梦》？这是重建《红楼梦》海外之旅的首要问题。王丽娜女士的《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》一书说：“最早将《红楼梦》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(K. F. Gutzlaff)，他所撰写的《红楼梦》(Hung Lau Mung, Or Dreams in The Red Chamber)一文，1842年（道光二十三年）五月份，发表在广州出版的《中国丛报》(Chinese Repository)第十一册上”。然而，笔者发现，在郭实腊之前，还有一位外国人提及《红楼梦》。1830年，伦敦出版的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》(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)第二卷刊载有戴维斯(John Francis Davis)的《汉文诗解》(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)，为分析中国叙事诗的语言，引用了《红楼梦》第三回中出现的两首《西江月》。2008年12月，笔者在哈佛大学有幸拜访了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韩南(Patrick Hanan)教授，并就此问题与韩南教授展开讨论。韩南教授说：“目前所知，最早提及《红楼梦》的西方人，既不是郭实腊，也不是戴维斯，而是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)。”为避免记忆有误，韩南教授不顾耄耋之年，亲自带笔者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核实。电脑上查到书目后，楼上楼下再三寻觅，未果；最终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才于“稀有材料”收藏室找到这本罕见的资料。这是1816年澳门出版的一本汉语学习教材，题名《中文对话与单句》(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,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)，作者正是马礼逊。
韩南教授的指谬使笔者意识到：《红楼梦》在海外的早期传播实际走过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历程，由此而使这部小说的西行之旅具备以下几个特点。
第一，最早提及《红楼梦》的西方人并非学者，而是传教士或政客。马礼逊本是英国人，1807年到达广州，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，在华25年。戴维斯也是英国人。18岁就到了广州，最初在东印度公司任职。后仕途亨达，直做到第二届香港总督，并兼任英国驻华公使。这些传教士或政客因工作多元、面目复杂而成为毁誉参半、聚讼纷纭的人物，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，在不少方面确有首创之功，少数人更成为中国文学的爱好者和传播者。郭实腊在英文期刊《中国丛报》上介绍过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苏东坡全集》等经典名作，戴维斯也曾翻译过《三与楼》、《鸟声喧》、《好逑传》、《汉宫愁》等中国古典戏曲和小说。
第二，尽管这些传教士或政客号称“中国通”，被尊为“汉学家”，但他们毕竟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可谓错漏百出。早期论及《红楼梦》的三种材料，以郭实腊的译介最为详尽。①全文长达八页，一万多字节。作者从女娲炼石补天讲起，循序渐进，概括复述原文内容，并集中介绍了宝玉神游太虚境、元春才选风藻宫等几个场景。虽然郭实腊是天才的语言学家，能用多国文字著述，但毕竟只是粗通汉语；《红楼梦》的典雅与深奥，又使这部小说的难度不亚于《圣经》；再加上郭实腊一贯的骄矜傲慢、自作聪明。由此，他之于《红楼梦》的误读与歪曲，可谓随心所欲、肆无忌惮。他对黛玉的介绍只有短短一行，还是在论及贾雨村官复原职时附带提及，说：“（贾雨村）随身带上了他主人家的小女儿黛玉(Táiyu)，一个博学聪慧的孩子。”这是关于黛玉的所有文字。相比之下，宝玉尚属幸运，被提及三次。但遗憾的是，宝玉一出场就被称为“宝玉夫人(Lady Panyu)”，以后的错讹更是令人啼笑皆非。韩南教授在其《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》一书中也提到郭实腊把宝玉的性别弄错，以致在国际汉学史上给自己留下了“永久的笑柄”。②
第三，无论是传教土还是政客，他们之所以关注《红楼梦》，大都是从初到华夏、学习汉语的功利目的出发，这就决定了《红楼梦》的早期西传势必云遮雾绕，荆棘遍布。马礼逊在《中文对话与单句》中拟想了一段师生之间的对话。学生问：“初学（中文）看甚么书为好？”先生回答说：“先学《大学》要紧。”学生说：“恐怕《大学》难明白。”先生说：“其次念《红楼梦》甚好。”学生又问：“《红楼梦》书，有多少本？”先生回答：“二十本书。此书说的全是京话。”③此处透露，早在1816年，马礼逊就注意到了《红楼梦》，并强调其语言是北京官话。最早节译《红楼梦》的西方人罗伯特·汤姆(Robert Thom)，在道光丙午年（1846年）宁波版的The Chinese Speaker最后，附录了《红楼梦》第六回，这段译文长达28页。每页右侧疏散地竖排《红楼梦》原文，左页同时横排出两种译文：上行用拉丁字母逐字拼读原文，下行用英文翻译出每句的确切含义。作者的目的显而易见，即利用《红楼梦》学习汉语。而该著的中文名是《正音撮要》，副标题明确表示这是为学生编辑的汉语教材，主要汇编北京官话(the Mandarin language)。④直到1892年《红楼梦》的第一个西文译本在香港面世，译者H·本克拉夫特·乔利(H. Bencraft Joly)在序言中还说：“翻译本书的动机，并非想使自己跻身于汉学家之林。……对现在或将来学习中文的学生，拙译如能稍有帮助，我就感到十分满足。”⑤由此可见，这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人，作为《红楼梦》的先行读者，他们当初仅仅是本着一种学习汉语的权宜之计关注《红楼梦》，这种特殊的背景似乎注定了他们之于《红楼梦》的认可与肯定，在当时大致也只能停留在语言学习的层面。
第四，《红楼梦》本是小说，其价值却被简单地化为汉语教材，其它方面的价值，尤其是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，均被这有限的实用价值所遮蔽，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中错位的信息传递与接受，给《红楼梦》造成了近乎灾难性的后果，使《红楼梦》面目全非。郭实腊就把《红楼梦》批得一无是处。他评论大观园中的女性时说：“一般说来我们发现这些小姐太太愚昧迷信，并热衷于使用咒语、护身符和春药。”进而总结《红楼梦》的主题，说：“越往后，这个故事变得越没趣了，除了闺房琐谈，几乎空洞无物。”在译介文的最后，郭实腊说：“如果给这个冗长乏味的故事一个总结，就该著的文学成就表达我们的观点，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北方诸省上流阶层的直白口语，其文体毫无艺术性。采用的一些语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同于一般的书面语，另一些则是为传达该省声口的场面上的套话。但读完一卷后，其语感很容易把握，而且无论谁想熟悉北方官话(the northern court dialect)的表达方式，都可以精读这部小说以汲取营养。”⑥在郭实腊看来，除了作为汉语教材藉以学习北方官话，《红楼梦》几无可取之处，尤其是毫无思想性和艺术性。
如果说郭实腊等人仅仅把《红楼梦》看作是汉语学习的工具，使《红楼梦》大材小用，进而影响了这部小说的文学接受，是《红楼梦》之大不幸；那么，《红楼梦》因其纯熟的北京官话而被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认可，并在其汉语教材中推荐，当时距《红楼梦》面世只有半个多世纪，则又可看作是《红楼梦》之大幸。而且，和那些对中国文学始终漠不关心的西方人相比，马礼逊、郭实腊等传教士毕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小说这个特殊的领域。如果不是他们，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经典之作与西方读者的首次会晤，恐怕还要继续推迟。虽然他们的介绍不足以引导西方人真正欣赏《红楼梦》，但正是他们使《红楼梦》站在了通向西方的路口上。此外，对于中国小说而言，马礼逊、郭实腊这样的传教士只是一个匆匆过客，在擦肩而过的刹那，却发现了《红楼梦》，甚至放下手中的《圣经》，拿出片刻时间阅读与介绍这部小说，这一事实实在耐人寻味。似乎从另一方面见证了《红楼梦》在当时的光辉灿烂，所谓“开谈不说红楼梦，读尽诗书也枉然”。
注释：
①Chinese Repository, Vol. Ⅺ. 1842. P266.
②（美）韩南著《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82页。
③Robert Morrison,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;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. Macao, 1816.P64-66.
④国家图书馆收藏本。该著中文名为《正音撮要》，宁波华花圣经书房藏珍，第一卷署大清静亭高氏纂辑，大英罗伯聃译述。The Chinese speaker, or, Extracts from works written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, as spoken at Peking: compiled for the use of students. Part 1. by Robert Thom, Esq. H.M. Consul at Ningpo. Ningpo: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, 1846. P62-89.
⑤姜其煌著《欧美红学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8页。
⑥Chinese Repository, Vol. Ⅺ. 1842. P266.
